一、介绍

对于意义研究的兴趣在近几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许多书籍与意义有关(Batthyany, 2011; Hicks & Routledge, 2013; Markman, Proulx, & Lindberg, 2013; Shaver & Mikuliner, 2012; Wong,2012a; Wong, Thompson, & Wong, 2013)，还有大量的期刊论文也是关于意义的(e.g., Reker & Woo, 2011; Steger, Oishi, & Kashdan, 2009)。不管理论取向如何，大家一致认为意义与幸福相关联。

然而，尽管意义是一个核心角色，我们依旧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将大多数关于意义研究和意义疗法的实证研究包含其中(Frankl, 1985, 1986)。事实上，Alexander Batthyany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主编了两本有关于研究意义疗法的著作，然而这些出版物在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并未受到多少关注。我个人有关于意义的研究受到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启发，他证实了意义对于治愈(Wong,2010a)、心理弹性(Wong & Wong, 2012)、乐观(Wong,2009a)以及幸福(Wong, 2013)是必要的，因此也证实了意义疗法与主流心理学相关联的可行性。本章节展现了一种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方法，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核心假设以及构想转化为可验证的假设。

虽然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都与如何使人生有意义这一课题相关，但它们似乎在平行宇宙中运行，因语言、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诸多不同而分隔。这种分隔使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的整合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积极心理学家在与意义相关的研究中会偶尔提到弗兰克尔(e.g., Steger, Sheline, Merriman, & Kashdan, 2013)，但他们很少去费心思考弗兰克尔究竟说了什么或者在意义疗法领域做什么研究。我深信，如果深刻理解了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及其深远的洞察力，积极心理学在意义领域的研究方面必将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宽。同样，意义治疗师也能通过更多地了解积极心理学对意义的研究的实证结果而获益。

我强调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取向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他是在心理治疗方面重建精神性和意义性的开拓者。这对于一个越来越非人性化、科技化的文化氛围来说非常重要。其次，他是首个将追求意义的意志、自我超越以及责任作为主要治疗目标的心理治疗师，而它们遭到被主流心理治疗师的极大忽视。第三，我相信他传递出的积极信息将弥补积极心理学中的缺失，帮助那些依旧在人生消极领地中挣扎的人们重建希望和目标。

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值得获得特别的关注，他表明“追求意义的意志”这一人类独有的动机对于精神健康问题（例如抑郁、暴力和成瘾）并不只是一副有希望的解药，它还为更好的生存和死亡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蓝图。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一个清晰的意义和目标可以为人生注入积极的元素和重要性，无论这个人的境遇和健康状况是怎样的——这一主张已经得到大量的实证实践支持(e.g., Wong, 1998,2012a)。

1.意义疗法的社会-政治环境

维克多?弗兰克尔是积极心理学首批浪潮大军中的一员，与马斯洛，罗杰斯以及梅一起，他们相信人类的潜能可促进个人的成长。弗兰克尔虽然在纳粹集中营受到了莫大的折磨，但是他在开发人类正确且有益的崇高价值观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个人经历使意义疗法的基本宗旨更加值得信任，即使在人类存在的全然黑暗势力中，意义疗法仍旧被验证有效。弗兰克尔的取向与积极心理学不同，因为他将人类存在的光明与黑暗同时纳入其中，并深信不可避免的人类苦难可以贡献于人类的成就和人生意义(Frankl, 1985)。而另一方面，积极心理学则从一开始就将规避苦难作为正当的命题；然而近来，Kashdan & Ciarrochi (2013)开始着手将不可避免的苦难作为人类经历的一个部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最神奇的一面在于，他能够沉入地狱，直面黑暗的深渊，然后以胜利的姿态回归并宣告以意义为基础的充实人生的荣耀与高贵。弗兰克尔例证了Joseph Campbell (1949/2008)所描述的英雄旅程。

值得一提的是，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最初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毁灭性的一战以及君主政体崩塌之后。当时还是一名医学系学生的他，在维也纳将意义疗法应用于帮助那些与自杀倾向作斗争的高中生们，因为维也纳的自杀率很高。在医学学校毕业之时，弗兰克尔成功地将当地自杀率降至零，这为他在维也纳建立起了职业上的好名声(Batthyany, 2005)。

另一个颇有贡献的因素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流行起来的“人—机”概念。将个体作为机器的非人化导致了许多心理以及社会问题，比如厌倦、疏离、成瘾以及虐待。维克多?弗兰克尔对意志自由和人类精神的认知反映了他的哲学立场，即人类不同于动物或者机器，人类拥有克服工业化的宏观社会影响的能力，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兴趣和梦想，从而赋予人生意义和目标（E. Marshall,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1, 2013）。

弗兰克尔通过个人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将意义疗法的基本宗旨带入了实证检验。他亲身经历了生命的荒谬、不可预测和无意义，也明白厄运会毫无原因和预警地突然打破常人的生活。尽管在纳粹集中营挣扎痛苦地度过了四年，他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对变幻无常的人生报以肯定。意义疗法在因二战和传统价值观崩塌导致的意义危机时代被广泛接受(Fabry, 1994; Graber, 2004)。

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要在工业非人化以及纳粹集中营中生存，就要求具备一种挑战者的精神。这种挑战的精神可以在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反抗中发现，许多自由斗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肉身已死，但他们的道义勇气和挑战的精神永存，赋予他人克服苦难的勇气并追寻更好的未来。他们践行了意志的自由；他们选择奋起而战而不是做待宰的羔羊。他们发现了值得为之而战、为之而死的东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使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意义。

更好地理解意义疗法起初发展及其经受考验的社会—政治环境，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欣赏弗兰克尔的天赋——他将可怕的苦难经历转化为强有力的概念，后者使人的精神变得高贵，赋予人生存的力量。有意思的是，弗兰克尔的启示在21世纪似乎又重要起来，许多人在与国际恐怖主义、任意的暴行、抑郁、成瘾以及不断增长的科技文化中挣扎着。我们可以从关注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中收获良多，因为意义疗法代表着他对于恢复人性化心理治疗的尝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精神为导向的人类美好未来的蓝图。

在实验室验证弗兰克尔的想法并不可行，因为没有研究伦理委员会允许这种项目：将人置于可怕的被掠夺以及苦难的境地，以证实只有被意义意志所驱动的人才能生存发展。然而，弗兰克尔对他在纳粹集中营个人经历的详尽的自传式描述为意义疗法的基本观念提供了实证支持，特别是自我超越的重要性这部分。虽然这样的实证支持，其性质是历史学和现象学的，但并不亚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典型的、人为设置的实验操作。此外，弗兰克尔的基本观念与古老的道家以及斯多葛派的智慧不谋而合。越来越多的证明表明一些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缺乏可复制性，(e.g., Bartlett, 2013)，因此或许应该给予那些经受时间考验的智慧和价值观更多的信任，正如弗兰克尔所暗示的。尽管有这个劝告和提醒，但是基于精密的测试设备和清晰有效构想的严格研究仍有意义。我在此发展的意义寻求模型目的便意图促进这样的实证研究。这个模型建立在我对弗兰克尔所谓意义意志的理解和解释之上，同时也可以称为弗兰克尔—王的意义追寻模型。

2.积极心理学中的“积极”偏见

与意义疗法相对比，当代积极心理学是由Martin Seligman于1998年在和平、繁荣的时代中启动的。积极心理学起初仅仅关注人类存在的光明面，我称之为积极心理学1.0版本(Kashdan & Ciarrochi, 2013; Wong, 2011)。而最近，我与其他人(Sheldon, Kashdan, & Steger, 2011; Wong, 2011)一直在强调一种平衡的积极心理学2.0版本，它可以以其整体性直面生活，既考虑消极面的积极潜能又考虑积极面的消极潜能。当前的积极心理学2.0版本纠正了原有的“积极”偏见，但依旧保留了即使是在消极情境中的积极关注。

从容面对消极事物和困难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当代生活中盛行的巨大压力。此外，人类独有的追寻意义和创造意义的特质也可以使人们将心灵病毒转化为美德。对于大多数临床医生来说，最主要的挑战之一便是如何让来访者沉着且充满希望地应对生活风暴，以及如何将消极转化为积极。弗兰克尔的意义追寻模型为这种平衡的积极心理学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尽管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浮现于在苦难中寻找意义，但是他对人性的的基本观点和总体的积极视角却与存在主义的挑战有关，即如何通过自我超越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诸多文章中，我试图阐明并扩充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并将其与积极心理学研究相结合。我将这种整合的取向命名为存在主义积极心理学(Wong, 2009b, 2010b)和以意义为中心的疗法(e.g., Wong,2010a, 2012b)。这篇文章代表着我在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和积极心理学的连线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以及对意义在幸福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崇敬。

3.积极心理学对于意义的研究

近来，主流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意义的角色。这样的研究将意义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联系起来(Chamberlain & Zika, 1988; King, Hicks, Krull, & Del Gaiso, 2006; Ryff, 1989; Zika & Chamberlain, 1992)，也将意义与其他对幸福和心理健康的评估指标联系起来(Debats, 1998; Mascaro, 2006; Mascaro & Rosen, 2008; Steger, 2012; Steger et al., 2006)。意义同样可以有助于缓解压力，通过功能归因(Seligman, 1990; Weiner, 1985; Wong & Weiner, 1981)和存在主义应对策略(Wong, Reker, & Peacock, 2006)。意义与创伤后应激调适因素也有关(Janoff-Bulman, 2004; Steger, Frazier, & Zacchanini, 2008)。我主编的两本书总结了大量的主流心理学对于意义的研究（Wong,2012a; Wong & Fry, 1998）。仅2013年就出现了四本致力于意义研究的新书(i.e., Dik, Byrne, & Steger, 2013; Hicks & Routledge, 2013; Markman, Proulx, & Lindberg, 2013; Wong, Thompson, & Wong, 2013)。

4.积极心理学关于有意义的生活

当代积极心理学将意义作为一项主要的研究课题。意义是Seligman的“真实的幸福”理论（2002）中的重要部分之一。比起与幸福和“心灵美德”相关的快乐人生，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更为重要(Peterson, Ruch, Beermann, Park, & Seligman, 2007)。意义同样也被纳入Seligman（2011）最新的幸福五元素模型中，即PERMA：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Peterson（2013）认为有意义的工作、爱情、娱乐和服务是美好生活的主要维度。

虽然这些模型很看重意义，但他们以幸福为导向的意义使我们无法理解追求意义可能会与追求幸福相冲突(e.g., Baumeister, Vohs, Aaker, & Garbinsky, in press)。这种冲突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教养子女可能会造成较低的主观生活满意度，却有较高的意义感(e.g., Rizzo, Schiffrin, & Liss, 2012)。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追求意义与幸福呈负相关，但与抑郁和焦虑正相关(e.g., Schulenberg, 2004; Wong2012a)。将意义界定为服务于某种比自我更重要的东西，则意味着有意义的人生不可避免地需要超越自我利益。有趣的是，大多数积极心理学家并没有认识到，把追求快乐和幸福作为基本生活的取向，其实与将意义和自我超越作为基本取向是相左的。关于幸福的积极心理学模型对于意义的观点受到了限制，这阻碍了对于意义在人类活动中广泛作用的充分理解。

5.积极心理学关于意义追寻

Steger (2012)和他的同事(e.g., 2005, 2008, 2009)极为热衷于开展意义寻求的研究。Steger的生命意义量表(MLQ; 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通过两个分量表分别测量既存的意义和寻求的意义。既存的意义是指对个人生命中存在的意义和目标的感知，而寻求的意义是指追寻意义和目标的过程。MLQ已成为意义研究领域的标准测量工具。然而，MLQ的主要局限在于它仅仅是在测量一个抽象的概念，忽略了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存在的意义以及寻求的是何种意义。

Steger寻求的意义分量表中内容和背景的缺失反映了一些问题。人们是追求超越自我的东西，还是以成功和快乐为目标，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单从目标来看，这两种基本的生活取向并无差别。此外，寻求的意义分量表中的低分值表明什么也并不明确，因为它有三种潜在意思：(1)出于存在主义的冷漠(Schnell, 2009, 2010), (2)一个人刚刚开始寻求个人的道路，或者(3)一个人已经发现人生的召唤和使命从而停止追寻(Wong,2012c)。

这种内容的缺失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基于现有的MLQ，关于追寻意义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到处可见，这其中的关系有正相关、负相关，还有完全不相关的(e.g., Wong,2012a)。近期，Park，Park和Peterson(2010)在他们的研究结果中多少澄清了这种现象，只有在既存的意义量表中得分高的人，才能享受寻求的意义和幸福之间的正相关。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那些已经发现生命意义的人可能继续寻求对生命的更深层次的理解，然而那些缺乏既存意义的人可能在寻找人生方向和目标的挫折中苦苦挣扎；因此，他们的寻求意义和幸福之间可能呈现负相关。

上述研究清晰地说明了意义在幸福中的重要性。然而，大多数积极心理学对于意义的研究缺少一个一致且全面的理论框架。此外，大多数研究只是抽象地测量了意义和幸福。最近，Peterson（2012）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意义的内容和源头——在人们的生活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我提议，为了促进意义的研究和应用，我们需要基于维克多?弗兰克尔对于意义寻求的深远洞察，对意义和意义寻求的性质做出更深刻的理解。

根据Metz (2013)的观点，当今大多数哲学家认为意义是对真善美的一种理性追求。然而，理性的途径却难以解释为了理想而甘愿受苦或牺牲的非理性行为。例如，那些为了这种追求奉献自己的生命勇敢个体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丧失理智的，比如梵高和甘地。而从精神的角度来说，弗兰克尔坚持维护所有人类都被赋予追求真善美以及自我超越的精神属性，无论这个人是信奉上帝还是高权位。关于自我超越的理性解释和有神论解释之间的差异只能通过概念分析和实证研究来解决。

6.意义的精神性假设

如果不了解弗兰克尔关于灵性或精神性维度的假设学说，那么就无法理解他的意义疗法；这些维度是意义疗法的关键。“灵性（noetic）这个词是从希腊语no?sor或单词mind演化而来的。然而，弗兰克尔将这个术语指代一切特指人类的事物”(Fabry, 1994, p. 18)。

灵性维度是弗兰克尔捕捉的正确性以及人类独特性的方法。灵性维度超越了由Park (e.g., Park, 2005, 2007)，Emmons (e.g., 2005)，Pargament (e.g., 1997)和同事们提出的精神性和宗教的意义视角。弗兰克尔强调精神性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将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精神性通过人类自我超越和寻求理解大问题（big questions）的倾向进行传达。也就是说，人类天生聚焦于意义——渴望理解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和寻求某个要求我们献身的东西，被其所驱动着。

灵性维度代表了精神性的传统和人类呼唤终极解救者或者上帝之自然倾向的公分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一句谚语：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在传统的中国，人们在绝境中习惯于呼唤老天爷（天神）的帮助。弗兰克尔强调，精神性作为人类本能中的固有部分，在心理学中有着长久且庄严的传统；它可以追溯到William James(1902/1997)。他的著作《宗教经验种种》依然影响着心理学界。而在哲学界，对于精神性的兴趣研究甚至比这更早（e.g., Kierkegaard, Pascal）。

弗兰克尔常常引用尼采的话：“知道为何而活的人，几乎能够忍受任何情形。”弗兰克尔的意义寻求模型强化了尼采的观念，即意义对于心理弹性非常重要，但是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是这样下面总结了弗兰克尔关于相信意义之重要性的教诲，可以作为应对痛苦的一种有效方法。

（1）相信人类有一个天生需要意义的精神核心。换句话说，“自我”内部最深处的核心即是精神性。正是人类的这种精神维度，而不是人类对于信息和认知的需求，成为意义寻求的首要来源。正是这种对意义寻求之精神性和动机性的强调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寻求意义正是因为我们是具有精神性的族群。追求意义的意志是我们拥有自我超越的精神性需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2）相信这个世界有其一致性和秩序。寻求更好地理解终极意义，不仅有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精神性维度,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各种情境下有责任的行动和反应。根据弗兰克尔所说，领会（comprehension）超越了对日常情境的理解；它涉及了我们尝试把握大画面(big picture)以及我们的社会责任。

（3）相信在每种境遇中都有潜在的意义。不同境遇的意义，在于我们依照持久的价值观、良知以及对于终极意义不完整的学识（弗兰克尔认为，终极意义只能是无限接近但不能被充分了解），以合适的态度或者行为去应对它。

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了解这些关于精神内核（灵性维度）的假说，对于充分理解在人类中广泛存在的意义寻求至关重要。其些人可能把精神性作为积极心理学资源中的一种(Fredrickson, 2001; Luthans, et al., 2007; Taylor et al., 2000; Wong, 2006)。而弗兰克尔则相反，他认为积极心理学的资源都根植于精神性内核。他为此提供了一个关于精神性的定义，如下所见：

灵性（精神性，特别对于人类来说）维度包含了如下几个特质：追求意义的意志、目标取向、想法和理念、创造力、想象力、信念、超越肉体的爱、超我之上的良知、自我超越、承诺、责任、幽默感以及选择的自由。这些人性维度正是意义治疗师的医药箱，让患者了解他们拥有如此丰富的健康内涵。(Fabry, 1994, pp. 18–19)

因此，弗兰克尔认为对于人类有益且正确的事物是他们的精神性本质，正如这些特质中所反映的。这个煽动性的假设可以尽由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去检验。就其精神性根源而言意义是普遍的，然而意义的表达和感受却是以文化为基础的(Baumeister, 2005; Baumeister, Vohs, Aaker, & Garbinsky, in press)。既然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宗教和精神性，我们可以说精神性是与生俱来的。最近的一本书《为何上帝不走开》(D’Aquili, Rause, & Newberg, 2002)以及其他一些神经学科学家著作中(e.g.,Newberg & Waldman, 2007)为精神性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

Park (2007)把宗教和精神性看作意义体系。相反，弗兰克尔则认为意义寻求源于一个人的精神性本质。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意义、慈悲以及其他积极心理资源都属于精神性维度。这个假设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应用意义。例如，该假设建议，激发这些精神性特质并促进个人转化，最好的方法是参加精神性的课程或是以意义为导向的治疗，而不是简单的积极活动(e.g., Lyubomirsky & Layous, 2013)或是优点强化活动(e.g., Peterson & Seligman, 2004)。根据该假设，我们也可以预测，以精神性为导向或是与其协调的人相对于精神性无动于衷的人，会在积极的心理资源方面获得高分。

对弗兰克尔来说，在通过创造、体验和态度的价值观寻求和探索意义的过程中，精神性与身体和心理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具身化的精神性，它关系到身体的感受、运动以及创造性活动。

如今我将继续重新表述弗兰克尔的基本假设，使之成为可检验的假说以促进科学研究。意义疗法的三项基本假设是：追求意义的意志，人生的意义以及选择的自由。